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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会招募 | 桑梓兰《浮现中的女同性恋:现代中国的女同性爱欲》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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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4月21日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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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现中的女同性恋:现代中国的女同性爱欲》一书为比较文学、中国文学领域学者桑梓兰(Tze-Lan Sang)所写的英文专著(资料来源:https://sites.google.com/site/tzelansang),由王睛锋翻译为中文。 原书The Emerging Lesbian: Female Same-sex Desire in Modern China出版于2003年(Ibid.),其后于2014年被翻译为繁体中文。 


本书主要探讨女同性爱欲如何在近现代中国被问题化,并进一步分析“女同性恋”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主体范畴,如何在此过程中被确立或被边缘化。 本书的讨论涵盖四个重要时代:现代以前; 大陆民国时期; 80年代及以后的中国,和当代台湾(桑梓兰,2014,p. viii)。


如导论作者纪大伟所言,本书尤其珍视“公共性”——依托哈贝马斯的公共空间理论,以及与之对话的种种研究,桑梓兰提出,“在20世纪中国的某些历史时期存在着'公共领域'” (桑梓兰,2014,p. 14)。 进一步说明,则是在相对于国家机器运作的民间讨论空间中(桑梓兰,2014,p. 15),多样的社会主体通过开启或延续某一对话,而使自身及自身所涉的议题进入可被认知与辩论的公共视野。 在此意义上,在现代中国语境中,“精英文学起着一种对性别和性进行活跃、深度讨论的公共论坛的作用” (桑梓兰,2014,p. 16) 。基于此,作者以文学作品中的女女爱欲表达,以及文学论坛中对女性同性情感模式的探索或批判为主要材料,借以思考女同性爱在不同历史时期如何获得/被赋予特定的社会位置。


此外,一如众多学者对哈贝马斯公共空间理论的批评——其对公共空间的设想不仅带有怀旧与乌托邦色彩,更是悬浮的,悬浮于社会现实而未能处理其中长期存在的结构性不平等,以及这些不平等如何限制不同主体进入公共领域的可能性(参见:Fraser, N. (2014). Rethinking the public sphere: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actually)。而杨惠美亦指出,在哈贝马斯哀叹大众传媒和商品化时代公共领域的崩溃时(Yang, M. M. H, p. 5) ,大众传媒所具备的新颖品质及其所开启的不同空间被其忽视。 通过对女性与父权制、民族主义话语及全球资本主义之间多重关系的分析,杨惠美将“公共空间”从一个抽象概念,重构为由权力关系和主体实践交织而成的具体社会场域(Yang, M. M. H, p. 10) 。


桑梓兰进一步指出,即使在文学论述空间之中,女性欲望与行为仍受到父权制的多重规范与管控。 例如,在西方科学话语的视域下,一些男性知识分子将女同性爱界定为“性变态”或“有害健康”,此类论述指涉一种“弥散的父权控制”(桑梓兰,2014,p. 18)。 然而,即便如此,这一论述空间之中仍然保留着“批判性对话”的可能(桑梓兰,2014,p. 18)。 正是在此张力之中,女女爱欲的书写得以被理解为女性主体的一种抗争性实践。


除了“公共性”作为本书的重要线索之外,作者对“女同性恋”这一现代身分认同类别的挖掘和运用也同样值得我们在进入文本阅读之前加以关注。


遵循历史脉络,作者承认女同性恋作为一个身分认同类别,因其所承担的政治或文化意义,无法充分涵盖其试图呈现的,女女之间私密的、流动的爱欲。 这一份亲密的、难以被界定的情感与渴望,往往很难与作为性倾向分类而被建构的主体位置完全对应。正因如此,尽管本书标题为“浮现中的女同性恋”,在讨论女性如何探索与同性间的欲望、情感或长期的亲密关系模式,作者在论述中使用了更加多样的表达,例如:女女爱欲,女女关系等(桑梓兰,2014,p. 37-38)。


但是另一方面,作者亦指出,随着西方现代性进入东方并产生影响,个体在现代性、传统与国家权威相互交织的历史条件之中展开行动,并能够在其中赋予“女同性恋”以新的意义。 正是在此种视域下,作者尝试将“女同性恋”一词跨域历史性地使用,使非西方的女性主体实践及其意义得以对这一范畴本身补充或重构(桑梓兰,2014,p. 35-36)。


此外,笔者认为,桑梓兰对“女同性恋”一词的使用也可以与其对“公共性”的重视结合理解。 与爱欲的私密与流动性相反,将女同性恋当作一个确定的、相对固定的身份认同,利于作者将实践主体放置于一个要求明确的自我再现的公共空间中,并对其获得可见性的条件予以检验。


然而,在酷儿文化日益丰富的当下——即使我们仍在酷儿身分的政治不可见性之中挣扎与周旋,“酷儿”一词的意义扩展,早已不仅止于政治行动层面的再现,而进一步触及个体更为深层且广泛的存在经验。 换言之,酷儿不仅是一种可被识别的身份位置,更指向对关系形式与情感结构的重新想象。 


例如,当我们讨论「友谊作为一种酷儿关系」时,所需要被重新审视的,首先是在个体的相遇之中,我们如何彼此辨认、建立联结并展开交流; 其次,则是「爱」如何不再被局限于排他性与单一性的爱情模式,而得以在更开放的关系形式中被理解与实践。


在此意义上,这一思考一方面使我们能够在私人关系的建构中探索更为多样且稳固的相处模式; 另一方面,亦促使我们反思:以相对固定的身份为中心的主体再现方式,是否已足以承载这些流动且复数的关系经验。 也就是说,围绕着“酷儿”的多方面探索,而不局限于“既定公共空间中的主体再现”,同样能够使我们对作为行动条件的公共性(相较于哈贝马斯所建立的公共空间理论,阿伦特则以现象学为分析路径,以古希腊哲学为源头深入探讨了“公共性”如何成为人存在与行动的基本条件。参见:Arendt, H. (2019). The human condition.)予以进一步的反思。 因此,当作者在不断强调与确认“爱欲”的复杂与难以界定,而最终又回归至“一种鲜明的女同性恋认同”时(桑梓兰,2014,p. 38)——这一从流动性走向相对稳定范畴的论述路径,或许值得我们进一步的讨论。


作为一部学术专著,本书预设读者对现代性、性别理论及历史学之间的跨学科研究已有一定程度的理解,因而具有相对的阅读门槛。 然而,理论文本的进入并不仅以既有知识与长期学术训练为前提; 在共同阅读的过程中,个体经验与日常思考同样可以作为理解与介入理论的重要资源,既构成理论生成的材料,也成为对其进行扩展与反思的契机。 更进一步而言,当本书的分析进入80年代的中国,我们并非只是外在的阅读者,而可能仍身处其所描述的历史语境之中。


因而在本次读书会中,我们既欢迎参与者提出对社会结构的反思与批判,也期待对于自身感受和私人经验的分享——与那些曾经鲜活的人们产生共鸣。


本次读书会将持续至多五周,每周将由领读人对章节内容进行梳理,并结合相关文献开启更深入的讨论。 



每周安排如下:


第一周:现代以前的中国(蒲松龄怪谭)

第二周:民国时期的中国(五四小说)

第三~四周:80年代及以后的中国

第五周:导论


阅读书目:《浮现中的女同性恋:现代中国的女同性爱欲》

阅读范围:导论、第一至六章

活动形式:群聊与线上会议

活动时间:05/01~05/29每周五开展一次线上讨论)

报名方式:扫描下方二维码,加入群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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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石皱

编辑 | 暮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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